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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攻城术

归档日期:06-28       文本归类:攻城战役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因为就军事层面而言,中国古人虽然熟知攻防之道和攻防之术,可历史上更多的却是“被动防御”的案例,而“主动进攻”好像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的军事风格。于是,搜寻攻城术的案例就不得不聚焦于一些尴尬的历史事件和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段。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古代军事史,只能从“术”的层面寻找自豪感,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却往往有着太多的人性缺失和历史之憾。

  无论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教训,都告诉我们兵强则国强。西方列雄也好,周边强邻也罢,他们的国家荣誉和民族骄傲几乎都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军事结果的基础上。反观我们的历史,我们这个最不喜欢战争的民族,却一直不缺少战争,我们也被”成为研究战争最认真、最细致的民族。遗憾的是,我们在军事上的技术优势和研究能力,却无法形成强大的国家威慑力,从而带给我们足够的安全和稳定。我们的战争,往往和内乱有关,往往与外患相连,“为止战而战”几乎成为中国军事史的唯一主旋律。对此,我们特别需要反思的是:为何中国古人“能”而不“行”?为何中国军事“优”而不“强”?我们因为什么样的思想盲点,一再让国家和民族陷入屈辱而可怕的历史循环?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实际作为,才能让“强兵”成为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体面尊严的安全基石呢?

  研究中国古代的攻城术,也许只有带着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才能够抛开思想上的谨饬和文化上的敏感,坦然回到历史现场,冷静而客观地体察远古战争中的血与火、汗和泪。

  正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一样,军队要打好仗,也必须在武器装备上下足工夫。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攻城一方必须具备足够专业、足够先进的攻城器械,才能够有效地化解守城一方花样繁多、机关重重的防御措施,达到其军事目的。

  如果要对古代攻城器械及其战术运用有所直观的了解,我们不妨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就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到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12月16日(农历11月25日)这一天,地点是当时北宋的国都汴梁城(今河南开封市),从围城进攻一方—— 金兵东路军统帅完颜宗望(女真名斡鲁补,又译斡离不,金太祖第二子,宋人称之为“二太子”)的视角,来观察这场历史上最著名的攻防之战。

  完颜宗望对于这座被围的都城并不陌生,因为他仅在十个月之前就曾率领六万铁骑“光临”此地,围攻月余之久,虽然没有攻破,可收获也是颇多。当他第二次兵临城下时,带的兵马更多,而且另一支由完颜宗翰(粘罕)为统帅的西路军也即将杀到城下,形成合围之势。为此,雄心勃勃的完颜宗望对于这场规模浩大的攻城战役胸有成竹,志在必得。对于宋廷政治上的软弱和腐败,他了然于心。作为政治家,他懂得打着“议和”的旗帜,边打边谈,和宋廷内部的主和派拉拉扯扯,不断离间、消解宋军的斗志;而作为军事家,他自然也懂得“战略上藐视宋军,战术上重视宋军”的道理。毕竟,他要攻打的是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坚固的城市。当时的汴梁城由外城、里城和宫城三重组成,其中外城周长四十八里,城高四丈(约12.5米),城基宽五丈九尺(约18.4米)。此外,当时宋军还配备有当时最先进、最强大、也是最全备的防护器械,墙厚城高,兵坚器利,可谓“固若金汤”。金军第一次攻城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与金军攻城装备落后有关。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因为“厌人肝”的金军也是一支“学习型”部队,他们在战斗中很快学习掌握了宋人的攻城器具及其战法。最要命的是,完颜宗望还大胆地启用投降的宋军,而且保留原建制,并让汉人降将统领。与宋朝皇帝的小心眼和缺心眼相比,这外来的“洋”主子倒是大方许多、开明许多。那些宋朝的降兵降将们,也因此替“英明”的新主子卖起命来,格外有劲。宋军所有的先进装备和技术秘密,也稍带着和人一起,被争先恐后地“献”给新主,金军的工兵部队自然也就“鸟枪换炮”,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突然成熟起来,强大起来。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 攻城的金军,用宋人研制的武器,用宋人总结的兵法,甚至用宋人组成的工兵,开始了第二次攻城前紧锣密鼓动战前准备。

  首先,金兵要搭建若干“望楼”,顾名思义,望楼就是用于高空观望侦察作业的军用器械。孙子云:“能临敌变化者,谓之神。”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战场上的信息权,谁就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特别是对于攻城一方而言,要对被城墙阻隔的守城部队有个全面及时的了解,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利用高空侦察设施来侦察敌情。“望楼”一类的军用设施,又有“橹、飞楼、云楼、巢车”等其他称谓,只是形制稍有不同,但原理和功能都是一样。根据宋代《武经总要》记载,高达八丈(25.4米)的望楼,可能更适用于野战时的警戒和指挥,因为相对四丈高的城墙,这样的高度有些浪费,而且烦锁的固定设施也不利于机动。当时金兵可能采用了更符合机动需要的望楼车或巢车。望楼车和望楼形制一样,只不过在下面多了一个四轮车座而已,同时高度有所调整,车的高度(4.7米)加上望竿的高度(14.08米),显然更符合实战需要。望楼车的形式非常简单,在四轮车底座上竖一高杆,称之“望杆”,顶端设有一座五尺宽的版屋,外蒙牛皮以固,四周设有瞭望孔,以备观敌之用。史载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时,楚共王曾由太宰伯州犁陪伴共登巢车观阵。那么由此可以合理猜想,在攻打汴梁城时,金兵统帅,特别是一线的军事指挥官,若要掌握第一手的战场信息,利用望楼车观察战情,可能是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

  其次,为了跨越汴梁城外宽大的护城河这头一道障碍,金军还必须准备灵活机动的壕桥。早在战国时代,壕桥(又称“飞江”或“飞桥”)已经成为攻城时军队必配的大型制式装备,据《六韬.虎韬.军用》载:“渡沟堑飞桥,一间广一丈五尺(4.7米),长二丈(6.26米)以上,着转关、辘轳、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可以想象,当攻城一方的工兵部队凭借飞桥这一机械化的攻城利器,而且是八具同时搭建,组成宽度达十二丈(37.56米)的正面攻击通道,瞬间“天堑变通途”,将对守城一方造成何等强大的心理冲击和视觉震撼!需要加以技术说明的是,基于军事运输和现场操作的便利性考虑,飞桥往往是两层折叠结构,用转关(销轴)连接,而辘轳(绞车)则利用绳索滑轮原理,控制延伸桥面的俯仰角度。到了宋代,这种壕桥类器材技术更成熟,种类更丰富,特别是机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据《武经总要》记载,宋代壕桥总共有五种,每一种壕桥都装有大的木头轮子,便于根据战场需要而快速移动部署。不过,这种壕桥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全是木结构,最怕火攻。众所周知,宋军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强的优势就是善用火药等先进火器,而汴梁城四周的壕沟不但又深又宽,而且水系发达,若是用木制壕桥搭建进攻通道,非常容易遭到破坏,从而影响金军的持续进攻和打击力度。因此,当时金军弃用壕桥,因地制宜,采用了一种非常经济实用的土办法:叠桥。叠桥之法,说来简单,却颇有创意,——先是搜集木材捆扎成简易木排,连成一体,浮于水面,然后在上面覆盖一层干柴,一层苇席,最后用泥土铺垫。这种叠桥取道的办法,不但成本经济,搭建方便,而且抗打击能力非常强,“矢石火炮不能入”,就军事技术的实用性而言,实在是天才的想法。

  另外,由于攻城最常采用的是“蚁附”战术(士兵爬上城墙,直接进行攻击),因此士兵进行攀墙作业的云梯也就显得必不可少了。云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11世纪时的西周时代,当时被称作“钩援”的云梯就已经出现在战场上了。《墨子.备梯》中指出“云梯者重器也,其动移甚难”,可见早期的云梯还是一种相对原始粗笨的攻城战具。到了宋代,云梯的发展有了重大突破,不但技术先进,机动灵活,而且形制丰富多样,有飞梯、竹飞梯、蹑头飞梯、避檑木飞梯、杞车、行天桥、搭天车、行女墙和云梯等。宋代云梯最大的特点就是设计先进,机动性强,防护性强。以当时被称作“行天桥”的重型云梯为例,用粗大的木头制成车座,配以车轴木轮,便于移动,车座上架起的云梯采用折叠式,每段各长二丈(6.26 米),以转轴相连接。作战时乘员在车内以人力将云梯推至预备攀登的地点,然后用车后的辘轳(绞车)将第二节梯放出,第二节折叠梯的顶端设有铁钩,可以迅速固定梯位,便于武装乘员在高处“安全”展开进攻。此外,这个时期云梯的防护性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不但在梯子顶端设有一段女墙,可以在与守城部队短兵相接时提供简单的防护,同时还在车体部分增置生牛皮,防止乘员受伤。而金兵当时制造的云梯,正是采用了当时这一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制造办法。当时金军制造的这一类器械,或称火梯,或称云梯,或称编桥,不但规制庞大,“皆与城橹齐高,亦有高于城者”,而且梯脚“皆用车轴推行”,非常灵活。其中,根据“云梯、编桥可以倚城而上”的史料记载,可以判断这两种云梯的前端应该还配有飞梯一类的“车轮”,以便推梯附城时迅速上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金人制造的云梯,下层也设有用牛皮封护的“小龛”,其功用是“可置数人以掘城”。看来,金人对宋人先进器械的运用,已经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境界。

  而在这一历史上著名的攻城战中,金兵最具创造性的,是对一种名叫“鹅车洞子”的攻城器械的活学活用。鹅车洞子也是金人习自宋人的兵器,原名尖头木驴,古称“礮辒”,是一种有着坚固防护的攻城作业车,相当于古代的一种移动“木坦克”。《孙子 谋攻》云:“修橹礮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可见早在春秋时期礮辒已经在战场上被普遍使用。礮辒车尖顶,四轮,两侧和顶部用木板做防护,外蒙坚硬的皮革;车内可容十多人。攻城时,人躲在车内作业,可躲避城上的矢石攻击。而宋军的尖头木驴(又称尖头轳)是礮辒车改进的增强版,车长一丈五尺(4.7 米),高八尺(2.504米),路轮增加到6个,车脊也换为较坚固的大木,而车顶的斜度也更大,因此防护性更强。而金军的鹅车洞子,则是这一增强版的再升级版,据《靖康纪闻》载,其车“下置车转轮,上安巨木,状似屋形,以生牛皮缦上裹以铁叶”,此外,内部还特别添加了一层湿毡,从而更加坚固,“矢石灰火皆不能入”。据说这一器械的发明,或者说再创造,是由金军攻宋时的西路军元帅完颜宗翰(粘罕)在攻打太原时偷学到的,并加以发挥利用。当时金兵对这一攻城器械的运用,还特别借鉴了宋军当时挖掘地道的专用工程车辆“头车”的战术用法,把几十辆洞子车“节次以续”,连在一起使用,可以说是在战场上建立起一个个“活动掩体”,一条条“安全走廊”,从而最大限度上减少了士兵攻城时的伤亡率。

  根据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常识判断,当时的金军可能还装备了“木幔”。木幔是一种用于攻城的机动式防护屏障。《通典 兵典 攻城战具》记载:“以板为幔,立桔槔于四轮车上,悬幔逼城堞间,使矫捷者蚁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谓之‘木幔’”。由此观之,这种被称作“木幔”的防护器械,虽然操作原理简单,似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却是最实用的进攻型保护装甲,而且也可能是当时金军进攻时采用最多的主动型防护器具。除此之外,攻打城门时用的撞竿、兜竿之类,也都是攻城必备的器械。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以上所有需要准备的大型攻城器械,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木头。正如现代战争离不开钢铁一样,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则离不开木头。因此金军在积极备战的同时,首先必须组建的是一支强大的“拆迁”部队,在周边进行战略物资的征集。对中国地方志稍有了解的,就会发现每个地方的名胜古迹,特别是寺庙,总有“历次被兵火所焚”的相似记载。那么,为什么战争时期,士兵会对寺庙特别感兴趣呢?难道是为金银财宝或者只是为了疯狂的发泄吗?其实不然,寺庙受兵士骚扰的最主要原因,是缘于那里有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木头,而且是大木头、好木头。中国传统寺庙的规制一般级别较高,木结构繁多,而且形体较大,是构建攻城器械的上好材料。因此,当时身在历史现场的宋人石茂良(《避戎夜话》之作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城外“五方百步,一望不断”的金兵营寨,每天晚上灯火如昼,彻夜不息,干吗呢?看不见,或者不敢看,但听得见,听见什么呢?听见“斧凿之声,闻于远近”。是的,这正是金兵在驱使宋人的工匠们、工兵们连夜加工赶制“攻城之具”呢。

  战国时期,墨子的弟子禽滑厘在与恩师的一次对话中,曾将当时主要的攻城方法总结为“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礮辒、轩车”共十二种。这种分法主要是基于从战斗操作层面考虑应对之策而提出的,实战中当然远比这复杂得多,不过,要从战术研究的层面考虑,除却最基本的人海进攻战术外,最常用、也最值得研究的三种攻城方法分别是水攻、土攻和火攻。

  冷兵器时代,水大概是人类战争时可以方便借用的最强大的自然力量。《孙子兵法 火攻》中指出, “以水佐攻者强”。因此对于进攻一方,只要条件允许,水攻便是最常用的进攻手段。自古筑堰壅水攻城的成功战例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自春秋至明代以来,历史上有名的水攻战有50次之多,而且绝大部分与攻城有关。譬如早在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就曾采取“筑堤

  水攻貌似简单,其实是一种很先进的军事进攻手段,因为这需要高水准的测量技术,测定地形,引导水性。唐代军事理论家李筌在兵书《太白阴经?战具水?攻具》中就特别指出水攻要“先设水平, 测其高下”。“水平”是当时一种先进测量仪器,相当于现今的水准仪,主要用来测量地势高低。据《武经总要》介绍,水平是一个小水槽,共有三个相通的小水池,三个小水池中都置有略比池小三分的浮木,浮木上有齿,若三齿一样高则代表水平。除了水平之外,还需要配合照版和度竿一起使用。其使用方法是:“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乘。山冈、沟涧、水之高下浅深,皆可以分寸度之。”由是观之,中国古代水利测量技术相当科学发达,正如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言:“从中国历史上出现水攻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中国水利技术发展之早,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当然,这个论断的反命题也成立。

  13世纪初的蒙古军队就曾多次运用水攻战术,但是由于技术和经验都不过关,反而给自己惹来麻烦。譬如120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西夏中兴府(今宁夏银川)时,曾采用水攻办法,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之机,引水淹城,后来城墙坍塌,决堤的河水四溢,蒙古军队反过来也受到洪水的淹溺。1231年,蒙古大军围攻金朝归德城(今河南商丘)时,也采用了水攻的办法,但由于当时是枯水季,加上不懂地势,不识水性,贸然决堤放水后,不但没有淹城,反而在城外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止了蒙古铁骑的进攻。由此观之,“水攻”是个技术活儿,部队需要配备识地理、懂水利、知天时的复合型工程人才,方可确保水攻的成功。

  而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水攻则与开封城有关。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第三次攻打开封时,连续四个月久攻不下,遂决黄河马家口段,水灌开封,“溃北门入, 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从此开封变成了一座死城,直到二十年后,“洪流久徙,沉者复陆”,开封城才开始恢复了点儿烟火人气。

  与水攻的残酷性、毁灭性和风险性相比,土攻倒是攻城将帅更愿意采取的一种进攻办法。事实上,土攻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攻城一方采用最普遍、最实用、花样最多的战地进攻手段。当年金兵二次攻打汴梁城时,采取最主要的办法也是土攻。土攻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搞地下作业,譬如当年金兵就主要采用“鹅车洞子”为掩护,工兵们带着锋刃、鸦嘴、铧锹、方锹、铲子等专用工兵工具,躲在地道内撅土,进行地下坑道作业的。而挖掘地道一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直接挖一条通向内城的地道,供部队突入城防体系;另一个则是破坏城墙,基本方法是在城墙的地基下挖掘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先以木板支撑挖掘的部分,然后放火焚烧支架,地基松动下陷,使城墙倒塌,形成缺口,从而为攻城部队创造进攻通道和机会。有意思的是,当时进行地下作业的工兵们,通常都会带一张大小为六尺五寸(2.03米)见方、材质为生牛皮的“皮漫”,其主要功能是当守城一方用毒液破坏地道时,就必须张开皮漫,固定于排沙柱上来阻挡毒液流入地道而造成伤害。这大概也算最古老的防生化器具了。

  历史上著名的土攻战例有很多,而把穴地攻城这一战术发挥到极致则非晚清时的太平军莫属。当时的太平军组建有专门的工程兵部队——土营。土营主要是由“惯于凿险锤幽,不畏深远”的挖煤工人组成的。因此土营的战术与采煤的坑道掘进作业非常相似:“于数里外开一巨洞,以大木上钉横板,旋进旋以木承之,……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柩盛之,而皆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预定。位置既毕,乃静待轰裂,乘势攻入……。”值得一提的是,实施穴地攻城时,太平军一般会同时开挖数条地道通向城墙的一处薄弱地段,以增加作业效率和爆破效果。另外,在攻打武昌时,太平军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在同一条隧道中安放两层炸药,当第一层炸药炸毁城墙之后,趁着清军忙于组织人力防堵时,引爆第二层炸药,从而带来最大的战场杀伤力。

  太平军土攻之法的胜利,与其说是坑道作业的胜利,不如说是火药威力的胜利。火药发明之前,土攻之法虽然经常被采用,效果却一直不太令人满意。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注重防守之法,占有墙高城厚地理之便和战具多样的装备优势,若再加上组织得力的人和优势,守御一方往往可以被动地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以三国时期的战争为例,诸葛亮率兵数万围攻陈仓城,以十几倍的兵力优势,日夜进攻二十多天,依然无法攻下;孙权率领十万攻围合肥城,急攻一个月,也是无法攻破。攻城战也往往成为旷日费时的持久战,譬如周瑜围攻南郡,花了一年的时间,而孙策围城庐江,更是两年才得以攻破。由此观之,孙子兵法讲的“最下攻城”,其实是建立在冷兵器时代进攻效率低下的客观事实基础上。

  不过,自从火药发明之后,攻城理念和战法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火攻”,确切地讲,应该是“火药进攻”成为攻城一方最重要的利器。火药发明之前,火攻的战术运用,最多是以火箭或火炮的形式进行辅助进攻。火箭是指用弓或弩发射缚有蒿茅、薪刍、膏油等易燃物,焚烧城楼上一切“可燔之物”;另一种则是用抛石机,将烟球、毒药烟球等抛射到城中,其主要功效相当于现代战场上的烟幕弹或毒气弹。火药发明之后,火攻则演变成为愈来愈重要的一种进攻方式。火药在攻城战中最早得以应用,是在唐哀帝天佑初年,当时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今江西南昌),其部将郑璠命部队“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所谓的“飞火”,指的是用抛石机抛射用火药制成的燃烧物。根据当时的战况评估来看,这种具有强大燃烧力的“飞火”功效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到了宋代,火药在军事领域更是得以大面积的推广使用,当时宋军还将其最具军事优势的火药武器融入砲的战术运用中,所有砲具都可以发射火球、火鸡、火禽、毒气弹及爆炸弹等,而当时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都被宋军用于积极的守御战中。当金兵攻下开封后,这些新的军事技术自然被当作战利品,成为金军胜利果实的一部分。后来在蒙古军队攻打金都城开封时,金守将赤盏合喜令部下以火器“震天雷”抵抗,双方展开了六昼夜的激战,死伤甚巨。《金史》记载当时的战况说:“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火点着铁甲皆透。”这种东西虽说以守城之具现身,却是天生攻城用得好武器,只可惜历史角色已经发生了转换,金军再没有机会兵临别人的城下,一展威风了。

  从纯粹军事技术的角度来讲,当年金兵最终能够攻破汴梁城,是缘于掌握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种秘密重型武器,那就是“礮”。“礮”,俗称“砲”,又称旝、云旝、投机、飞石机、抛石车等,是冷兵器时代利用杠杆原理,由人力拉放,抛掷石弹的先进战具,也是火炮出现之前,攻守战中最重要的远战兵器。

  目前最早关于这种兵器的记载,是三国时期的张晏,在《汉书?甘延寿传》注引“投石拔距,绝于等伦”时,引用《范蠡兵法》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那么是否可以望“文(名)”生义,认为抛石车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就得以发明运用呢?我们则要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张晏的说法,这种武器的威力,无论石弹大小,还是有效射程,几乎可以和千年之后北宋时代的虎蹲砲有得一拼。可如此重要的武器,在当时最重要的军事专家的论述中,无论孙子,还是墨子,均没有提及。而根据合理的推断,张晏在注引时还真是可能犯了望文生义的毛病,因为根据史书记载,无论秦汉时代,还是唐宋时期,军队上对士兵的个体选拔,最主要的训练课目就是“投石拔距”,其中“投石”可能也就是相当于现代投掷铅(石)球类的体育比赛项目,比的是个人力气的大小。而投石机的操作运用,则是集体发力的项目,譬如以北宋时期最基本的单梢砲为例,石弹重20斤,射程50步(约80米),但需要至少几十名士兵一起发力操作。

  因此,《汉书》记载描述的此投石可能非彼投(飞)石也。当然,张晏也不是不懂这个军事常识,他只是想特别强调甘延寿力气大,能把十二斤重的大石头(还不如现代铅球重),“以手投之”。但他依然有解释过度之嫌,我们情愿相信,却不能勉强推断抛石车的军事运用会早于秦汉时期。而张晏引注的相关抛石车的说明,倒可能是他所在时代的真实武器参数。根据文献记载,也是到了三国时期,抛石车的技术才真正成熟起来,并作为攻坚的手段,得以在实战中大力运用。譬如官渡之战中,曹操就使用过威力强大的发石车攻击袁军,由于抛射石弹时发出巨大的响声,故又被称作“霹雳车”。对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西晋潘岳在《闲居赋》中描述 “礮石雷骇,激矢蠃飞”的壮观战争场面,这也是目前最早有关“礮”字的记载。到了隋唐时期,抛石机开始在城池攻防战中得以普及使用,相关技术也更加成熟,譬如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在攻打城高池深的洛阳时,就曾“用机发石”,并被贯以 “将军砲”的光荣称号,可见其军事攻效还相当令人满意。而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朝著名将领李光弼还特别制造了200人挽索发射的巨型礮,每发“能伤数十人”,可见威力之大。

  而抛石机真正得以大规模使用,并且在攻防战中唱起真正的主角,起到关键作用的,还要算是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围攻宋都的汴梁之战。起初由李纲主持的第一次汴京保卫战,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原因就在于对“砲”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淋漓尽致的运用。而第二次汴京保卫战的失败,或者说金军的成功,也在于这种重型武器的战场控制权发生了转移,从而“攻守之势异也”。因此,历史当事人陈规在《城守录》中感慨道:“攻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砲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砲之术,则可以制敌。”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金兵第二次攻打汴京前,宋军曾有“砲五百余座在郊外”未能撤入城中,后皆落入金军之手,转而成为攻城的利器,宋军的克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军事技术,在冷兵器时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砲为例,其制作一般以大木为架,结合部用金属件连接,砲架上方横置可以转动的砲轴。固定在轴上的长杆称为梢,起杠杆作用。用一根木杆作梢的称为单梢,用多根木杆缚在一起作梢的称为多梢。梢数越多,抛射的石弹便越重越远。根据军事教科书《武经总要》的说明,当时砲有七梢、五梢、三梢、两梢、独梢、旋风、虎蹲等十几种类型。其发射原理是,砲梢的一端系皮窝,容纳石弹;另一端系砲索,索长数丈,每条砲索由1~2人拉拽。小型砲有索数条,大型耰多达百条以上。抛掷石弹时,由一人瞄准定放,拽砲人同时猛拽砲索,将另一端甩起,皮窝中的石弹靠惯性抛出,射程可达数百步。当时宋军最厉害的一种砲称作“九牛砲”,可以发射石制“硙磨”那么大的砲弹,想来形体构造必是巨大而复杂。

  遗憾的是,宋军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优势,都被金军轻易窃取,并加以创造性的应用。譬如根据《避戎夜话》一书记载,当时金兵便拥有七稍、两稍、三稍、旋风、虎蹲等各类“MADE IN SONG”的攻城器具。此外,金军当时还根据宋军火器发达的特点,对砲架进行了特别加固,“四旁并用湿榆小椓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铁叶裹定,鸱鸡须火不能入”,成为宋军防守时最难制御的火力点。最令人感慨的是,金人不但将“师宋之长技以制宋”的军事战略贯彻得非常彻底,而且战术理念也非常先进,采用了“饱和攻击”的军事手段,——想想看,“一夜安砲五千余座”,这是何等可怕的毁灭式疯狂进攻。当时金军连续攻击15天以后,汴梁城下垒积的砲石竟“高丈余”,每天被砲石直接击中毙命的士兵“不下二三十人”,这在冷兵器时代,对于有着多重防御措施的守城一方而言,已经是很高的伤亡率了。需要说明的是,若要砲群进行这种成规模的密集攻击,自然需要准备数量相当庞大的砲石,而当时的战场环境并不利于金军施展这种战术,因为汴梁城四周一马平川,并无山石可采,因此当时金军专门组织部队,四处搜寻“碑石、石磨、墓中羊虎石”等,作为砲石材料。战争对历史、对文化的巨大破坏,由此可见一斑。

  汴梁城,或者说大宋王朝,终是被先进的军事技术攻陷了,毁灭了,但不能说这是技术的失败,技术的悲哀,归根结底还是人政的失败,人政的悲哀。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是这一座汴梁城,在不到百年之后,再次陷入一种历史循环的怪圈,城池的主子换了再换,可改朝换代的技术主角却没有换,还是“砲”,只是升级换代罢了。1233年,汴梁城已是金的国都,城上守御着的,是曾经进攻的一方,城下进攻的,则是野心更茂盛的一方——刚刚崛起的蒙元军队。据《金史》记载,当时元兵攻打开封内城的龙德宫时,采用了金军当年同样的砲石装置,并配有“大至十三梢者”的超级巨砲,能发射上百斤重的石弹,需要四五百人同时拽放;同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攻城战术,以“饱和攻击”的手法展开进攻。史载,当时“每城一角置砲百余枝,更递上下,昼夜不息”,最后落下的石弹,几乎与内城相平。颇令历史无奈的是,当时蒙军也是就地取材,利用宋宫太湖假山岩作为砲石,文明就这样再一次被野蛮蹂躏。

  蒙古军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能征善战的军队,他们的军事奇迹一方面要归功于无敌的蒙古铁骑,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他们对“砲”这种超级武器的偏爱和善用了。正是因为蒙古组织了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从而赋予了蒙古铁骑摧毁一切防御的巨大破坏力,保证蒙古军队能够横扫欧亚,特别是攻城略地方面,无论东征,还是西征,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中国军事史上,蒙古军队对于石砲运用的最大贡献是引进了配重式的巨石砲,引进人是当时的武器专家、西域旭烈人以思马因,因此这种砲又称“西域砲”;因为以思马因是穆斯林,所以还被称为“回回砲”,不过这个砲还有一个更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字,即“襄阳砲”。 配重式抛石机的引进,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和戏剧化的结果。据史书记载,当这种超级大砲发射重达一百五十斤砲弹时,“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破坏力相当惊人。因此当元军统帅队里海牙面对六年久攻不下的襄阳城时,命人移来这种新式武器,据说一砲打过去,“声如雷霆,震城中”,也就是说整座城池都能感觉得到它的巨大威力。守城一方的心理防线在新式武器的重打击下开始崩溃,史载当时是“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也因此产生了被古代军事迷所津津乐道的“一砲定襄阳”的传奇。

  然而,这种大型杀伤武器,却在中国军史上存留时间不长,仅仅过了一百年,大约元末明初时,襄阳炮便渐渐退出军事舞台。樊维城、董汉阳的《碧里杂存》说道:“高皇帝(朱元璋)削平群雄,兵精器利,有所谓襄阳砲者,止姑苏一用,余不复事。”文中所述襄阳砲的最后一战,发生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当时朱元璋部将徐达领重兵围攻张士诚于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当时徐达的兵力配置和火力配置相当凶猛:“领四十八卫将军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砲架五座,七梢砲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铳砲之声,昼夜不绝。”其中,重型杀伤武器襄阳砲就达二百四十座,平均每面城墙要受六十座襄阳砲的频繁攻击。

  然而这一战是襄阳砲的最后之绝唱,虽说威力一如既往的惊人,“所击辄糜碎”,也依然引起“城中大震”这样的群众性心理恐慌,但是在这场著名的攻城战役里,襄阳砲已经称不上战斗的主角了,它在冷兵器时代的荣光刚刚绽放,就戛然而止,没有别的历史原因,只是缘于时代变化得太快了。同样的一百年时间里,纵是冷兵器时代水平最高的杰作襄阳砲,也已经毫不留情地被战争淘汰;而发展也仅仅一百年的火药武器,却以“技术显贵”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并很快当仁不让地成为战争主角。同样以这场战役为例,当时的战场主角便是以火铳为代表的各种火器装备。当时被称作“将军筒”的火铳,用铁筒发射铁弹丸,其实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型火炮了。

  正如明代丘浚在《大学衍义补》里说:“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礮,又谓之铳。今礮之制,用铜或铁为具,如筒状,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线,用火发之。”也正是从明朝开始,“砲”开始完成向“炮”的角色转变,现代意义上“(大型)管形射击火器”这一概念也被正式确立,到了清代,炮的概念再一次被细化规范,《清朝文献通考》里讲道:“凡火器之小者曰铳,大者曰炮。”

  明朝时期,火铳、火炮、火箭等各种火药武器开始大量用来装备军队,并在战场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国人对火器的军事应用和技术研发,一直非常积极和热情,并对外来先进技术持开放的态度,譬如嘉靖年间,成功仿制了葡萄牙的佛朗机炮,称之“大将军”,铸造精致,功能优良,从目前发现的火炮文物——“发熕”(嘉靖时期制造)的技术参数来看,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足以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事实也是如此,当时葡萄牙人阿尔蒂埃达(Artieda)船长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就曾这样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大概也正是凭借军事上技术先进的领先优势,大明王朝的国际形象倒是一直非常健康挺拔。

  可是到了清代,中国的军事和技术却令人奇怪地开始倒退,封闭、自大的帝国愈来愈惧怕外来的技术和文明,结果,失去强大军事和技术优势支撑的帝国,犹如得了软骨病一般,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从此之后的中国,便奢谈用兵,奢谈技术了,——很久没缓过劲来呢。 (文/段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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